越来越多的城中村实现改造“上楼”，村民住进了现代化的小区，原有的一些红白丧事操办方式显得不合时宜，北京通州区多个村出招倡议有移风易俗，让传统的操办方式更简约文明。
移风易俗,简办丧事
通州区永顺镇已有11个村建设了红白喜事大厅，供村民操办红白喜事时使用。其中，新建村还为符合移风易俗标准的村民补助一万块钱，上营村则通过村办饭店提供优惠等方式，鼓励和倡导村民们移风易俗。现在村民们选择更加简约文明的操办方式，每次最少节约几万元开销。
民间红白喜事大操大办，已成为难以根治的顽疾，其间除了项目越来越多，涵盖生老病死和生活日常的方方面面，甚至在媒体报道中，贵州等偏远地区一些农村，连小猪生仔都要操办一番。除此之外，人情往来的标准也越来越高，“在外打工三万三，回家吃酒荷包干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贵州省天柱县石洞镇红坪村农民杨爱东说，吃酒席随礼已经成为不少农民的沉重负担，有的农户一年送出去的礼金接近2万元，挣的钱刚刚“够本儿”，有时甚至“入不敷出”。
吃酒席随份子本是传统民俗，应体现礼轻情意重的核心价值。不过在攀比风气的驱使下，红白喜事的人情负担变得越来越重，置办酒席和随份子的标准越来越高，人情负担的增加并没有带来人际关系的改善，相反却因为收支均衡性的利益考量，让基层民众的红白喜事变得越来越功利，甚至成为一些人谋取利益的契机。守望相助的人情充满铜臭味儿，也就加剧了整个社会风气的堕落和腐化，借人情往来的基层腐败也就大行其道。
风气的败坏非短期所形成，实现风气的扭转也非一日之功。移风易俗是一项系统工程，既然民俗的形成是民间之事，就应当发挥民众的主观性和自觉性。之前，一些地方在实施移风易俗的工作中，采取了行政命令等强制措施，比如下发红头文件规定民间红白喜事到置办标准等，与民众应当享受的一些福利挂钩，因粗暴干涉个体权利自由而饱受诟病，也因缺乏支撑基础远未达到应有的目的。另外一些地方则采取民间自治的方式，出台乡规民约实现自我管理、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。不过这些方式都因为缺乏正向激励效应，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
激励式引导，情感式管理，是破解移风易俗难题的关键。物质激励本身也有情感补偿的功能，民间移风易俗离不开必要的条件保障。一方面，建立统一的红白喜事大厅，为民众操办红白喜事提供了场地保障，也为提倡和实施文明简朴的操办创造了条件。由于场地的免费性和统一化，也极大的节省了成本支出，同时由于所有人都在同一地点操办，有助于执行相对固定的标准，避免人为的超标置办。另一方面，为符合条件的酒席置办者提供一定数量的奖励，或者村办饭店给一定的补助，可以真金白银让民众受益，从而提高其主动执行标准的积极性。
意愿的激发和主观的引导，需要不断提升自我认识和意识。在手段上需要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措施，由于民间红白喜事属民众自发行为，不能采取较为强硬的措施来保证，一味地倡导也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。既然红白喜事本身涉及利益考量，通过奖励或者补助的方式则有其合理性。无论是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，还是从一些地方探索的效果来看，补助简约文明的红白喜事为移风易俗提供了动力，也是推动这一工作深入实施的关键一招。实现移风易俗风气的转变，从攀比奢靡之风回归于简朴文明，还得尊重人性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。让矫正方式和手段更加接地气，补助之法的前景值得期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