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的风裹着桂香钻进静安墓园的银杏叶缝，碑石上的青苔染着晨露，像谁悄悄写下的岁月注脚。常有访客站在入口的老香樟下问，这座藏在嘉定城郊的墓园，最早安睡的是谁？答案藏在墓园西北角那方刻着“姚公锡舟之墓”的石碑里——不是显赫的贵族，不是当红的名流，是一位把钢筋水泥种进上海大地的“造城者”。
姚锡舟的手是沾着水泥灰的。1875年出生在江苏丹徒的他，早年跟着父亲学泥瓦匠，1907年带着二十几个同乡从镇江到上海讨生活，接下的第一个大活儿是上海北站的建筑工程。那时候的上海火车站被洋人把持，建筑材料都得用洋人的“卜内门水泥”，姚锡舟偏不信这个邪——他把工地当成实验室，用当地的黄土、河沙和从唐山运来的水泥反复配比，终于调出了更结实的钢筋混凝土配方。当老北站的钟楼在1909年竖起来时，连负责监工的英国工程师都竖着大拇指说：“姚，你比我们更懂上海的土。”
真正让姚锡舟成为“上海记忆”的，是他和中山陵的缘分。1926年，孙中山先生的陵墓要在紫金山动工，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找到他：“姚老板，这活儿得靠你——紫金山的土太松，得把地基夯实成铁疙瘩。”姚锡舟二话没说，带着三百个工人上了山。他们用铁铲挖开三米深的浮土，再用水泥和石子一层一层浇筑，整整三个月，没人敢偷工减料——因为姚锡舟说：“这是给孙先生盖的‘房子’，得用一辈子的力气。”后来，孙中山先生的棺椁就是用他创办的“泰山牌”水泥浇筑的护棺，至今还稳稳地躺在紫金山下。
1930年的嘉定，稻田里的青蛙叫得正欢，姚锡舟坐着黄包车转了三圈，指着一片靠河的坡地说：“就这儿吧，背山面水，不占良田。”他拿出办水泥公司赚的十万块钱，修了围墙，种了松柏，还给这片地起了个名字：“静安公墓”。那时候上海的墓地要么是洋人的“万国公墓”，要价高得吓人；要么是私人墓园，只收有钱人。姚锡舟给公墓定了三条规矩：工人去世，只收五元成本费；穷人没钱，免费埋；墓碑不能超过一米，不能占太多地方。他对家人说：“我造了一辈子房子，得给活人留个住的地方，也给死人留个躺的地方——要让每个在上海讨生活的人，死了都有个能闭眼的地儿。”
1944年冬天，姚锡舟躺在上海的医院里，握着儿子的手说：“把我埋在公墓的西北角，靠近河边的老槐树底下。”他去世那天，嘉定的雪下得很大，公墓的工人自发赶来，用他当年教的方法，给墓碑浇了一层水泥——不是为了显眼，是为了让碑石能经得起风雨。那一年，姚锡舟六十九岁，成为静安公墓的第一个墓主。
后来的日子里，静安公墓慢慢变大，加了玉兰区、银杏区，葬了作家、医生、教师，还有很多普通的上海人：比如在老北站卖了三十年茶叶蛋的阿婆，比如给中山陵种了一辈子树的园丁，比如在姚锡舟的水泥公司做了四十年会计的老先生。但姚锡舟的墓始终在西北角，碑石上的字被风雨磨得有些浅，却从来没断过香火——每年清明，都会有老人带着孩子来，指着石碑说：“看，这是造老北站的姚爷爷，这是给孙先生打地基的姚爷爷，这是让穷人死得起的姚爷爷。”
2010年，公墓改成“静安墓园”，管理方特意在姚锡舟的墓前种了一棵广玉兰——那是他当年最爱的花，说玉兰花“开得干净，落得也干净”。每年春天，玉兰花落满石碑，像撒了一层白月光，路过的人会停下脚步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