沿着八达岭高速往西北开，过了水关长城的青石碑，再拐个弯就是八达岭人民公墓。两排油松站在入口两侧，松针铺成深绿的地毯，风穿过枝叶时，连带着长城砖的凉味一起裹过来。很多人捧着菊花往里走，偶尔会摸一把松树干的纹路，顺口问管理员李叔：“这儿最早躺的是谁啊？
李叔的值班室窗台上摆着陶茶缸，里面泡着枸杞。他擦了擦眼镜，指着松树林深处说：“西北角老槐树底下，1959年埋的张秀珍老太太。”这话得从六十多年前说起——1958年，北京城区的公墓快满了，民政部门寻遍近郊，最后看中八达岭脚下这片荒地：背靠长城，面朝妫水河平原，风从松涛里穿过来，连鸟叫都带着静气。那年冬天，工人带着钢钎来挖冻土，敲得手心起茧，才整出第一块墓区。
1959年三月，迎春花开得正好时，铁路工人王建国抱着母亲的骨灰盒来了。张秀珍老太太生前在西城区胡同口卖了二十多年酱油，临终前拉着儿子的手说：“别埋城里的乱葬岗，我怕吵，想找个有山的地方。”王建国跟着工人往西北角走，踩了踩刚翻松的土，摸了摸旁边的小槐树——那是工人顺手栽的，细得像根筷子。管理员递来块青石板，他用铅笔歪歪扭扭写了“先母张秀珍之墓”，工人帮着刻深，碑脚还沾着没擦净的泥。
现在那棵槐树已经粗得要两人抱，树洞里塞着玻璃弹珠——是张老太太的曾孙小宇小时候塞的。李叔说，小宇每年清明都来，带着奶奶当年卖酱油的竹提子，摆上碗糖火烧：“那是老太太最爱的，说甜得能裹住日子的苦。”去年清明，小宇蹲在墓前擦碑，风掀起他的校服衣角：“太奶奶，我考上历史系了，要写篇论文，讲长城脚下的普通人墓。”
张秀珍的墓旁边，还埋着几位“老邻居”：左边是同年夏天来的周老师，阜成门小学的语文老师，退休前最后一课讲《长城》；右边是秋天来的刘师傅，修八达岭公路时手被石头蹭出疤，墓碑上就刻着“修路工人刘大成”。他们的碑都很简单，黑白照片泛着旧黄，有的碑角还缺了块——是当年搬的时候磕的。
李叔在这儿干了二十多年，绕着老墓区走时，能叫出每座墓的名字。他说晚上值班，风把松针吹得沙沙响，像张老太太跟周老师聊胡同口的酱油铺，刘师傅跟伙计说搬石头的事。“有人问我第一墓不是大人物，会不会没噱头？”李叔摸着槐树皮上的纹路，“你看碑上的‘张秀珍’，多普通的名字啊，但这才是公墓的根——长城脚下的土地，装过戍边士兵，装过修墙工人，现在装着这些老百姓，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。”
清明那天我跟着小宇去扫墓。他把糖火烧摆好，用袖子擦净墓碑上的浮灰，轻声说：“太奶奶，今年我论文开题了，题目是《长城脚下的平民墓群》。”风掀起他的笔记本，页脚夹着片槐叶——是去年清明从老树上摘的。远处长城在阳光下泛着青灰，松树林里传来鸟叫，槐花落在墓碑上，像撒了把白星星。
其实所谓“最早的墓主”，不过是个想找安静地方的老太太，是个想圆母亲心愿的儿子，是段藏在松针里的普通故事。但就是这些普通，让八达岭的风有了温度：老墓区的石子路还是当年用八达岭山石铺的，凹凸不平却踩得结实；每棵老松树都是建墓时栽的，现在粗得抱不过来；春天二月兰开遍墓道，像给每座碑盖了层紫花毯。
有人说公墓是“活着的历史”，可八达岭人民公墓的历史里没有传奇。
